坐拥淮军以揽权之李鸿章系列——平步青云与群制其肘

　　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北方捻军继而成满清最大之祸乱。尤其是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之后，清廷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统军剿捻，同时命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不久便实授。自从此次，李鸿章从恩师手中接过关防之后，经湖广总督直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镇压太平军有功之将领，到东南疆臣，再到清廷枢臣，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仅五年时间，可谓平步青云而直上。

　　李鸿章官运之所以如此亨通，与其足智多谋、屡建奇功自然密不可分，然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大概是清廷利用李鸿章制衡曾国藩之策略使之然也。西太后与各方政治力量达成高度默契的能力，实属惊人。以一派对付一派，是她玩弄权术的得意之举。她既然能够用李鸿章来制衡曾国藩，自然不会忘记李鸿章坐大之后果，因而想方设法制肘之。在镇压太平军中，由于八旗和绿营的衰弱，湘军随之兴起，虽然攻下南京后曾国藩就裁遣了湘军。但是淮军却并没有在太平军失败后而被遣散，相反还在镇压捻军中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使用洋枪，使得慈禧和醇亲王直接控制的神机营黯然失色，更有甚者淮军统帅李鸿章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守天津后，负责办理对外交涉的一切事宜，权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李鸿章向英、德两国订购的新式铁甲舰“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完工并回国后，北洋水师的实力大增，而且旅顺口、威海卫等军港也先后兴建。

　　为此，慈禧不得不采取措施，防微杜渐，于是在1885年新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并派庆亲王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通过这一巧妙的人事安排，李鸿意一手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的指挥权，就这样被解除了。至于让曾纪泽帮同办理海军事务，用意就更为深远，或许是出于奖赏曾国藩对于朝廷的一片忠心，因为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其二，大概是因为曾纪泽出使外国多年，通西学，具有非常丰富的洋务经验，而且在中法交涉期间与李鸿章的主张完全不同，或许他的主张并不完全正确，也并非深得慈禧赞同，或许用他更多是出于对李鸿章的制衡。

　　在西太后的支持抑或授意之下，与李鸿章互为制肘的汉族官僚，要数翁同龢和左宗棠。

　　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在中日甲午海战翁同龢与李鸿章大唱反调主战之前，二人之间还结有鸦片厘金事件、停开《海防事例》事件、弹劾开办华美银行事件等公仇。此外，因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劾翁兄同书，被判斩侯，因而翁同龢间接与李鸿章有难以辩明的私仇。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曾国藩参翁同龢的帖子出自李鸿章之手，虽然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记中说另有写奏折的人，但清代官员拉帮结派是不争的事实，李鸿章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得意门生，和曾国藩有深仇大恨的翁同龢又岂能不在心中讳忌李鸿章？故而三番五次挪用李鸿章海军衙门的经费。

　　翁同龢任户部尚书的第二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提，一时无钱治理，于是户部在陈奏《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中，以“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为由，要求自1888年起，沿海各省“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此条款造成的后果就是：据说李鸿章正在定购的战舰没有购成，却被日本人抢先买走，这就是在中日海战中大为风光的日军战舰“吉野”号。

　　此外，挪用军费给慈禧建颐和园之事，世人及后人大多将罪责归咎于慈禧太后。慈禧建颐和园花了军费确实是不争的事实。然而，除了挪用军费，诺大清政府就没有银子可挪来建园了吗？是谁在把海军军费挪给慈禧来建颐和园呢？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自然难以开脱罪责。事实上，翁同龢对付李鸿章的这招，可谓高明至极，让李鸿章“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要算账找“老佛爷”算去。

　　为什么只要有花钱的地方就要用在海军军费上做文章？诺大的户部财政除了海军军费就没有其它银子可用了吗？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其实，当时许多满州大员都把北洋水师看作是李鸿章的“私产”，生怕北洋水师的壮大是李鸿章本身在权利上的纵深，早有防范扼制之意，和李鸿章于公于私都有过节的翁同龢也没有不有此疑虑的可能，所以，他在北洋水师的军费上做文章确实大有动机。

　　可是在战争中翁同龢却竭力主战，全不管北洋舰队船舰需要整修的事实，修舰、买炮弹不给钱，打仗却让北洋水师上，也许他当初只想通过限制北洋水师而弱化李鸿章个人，却未曾想到无数海军将士葬身海底。翁同龢的骨子里卖的什么药不能不让人深思了：他留下爱国、不妥协的好名声，只把难做的事全都留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发生的诸多争夺，更多地表现为湘系与淮系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两人之关系：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撂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如前所述，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应该归结为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李鸿章主张加强海防，以防备东夷日本的侵犯，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或许这种防备日本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李鸿章对大清的忠心和对祖国的热爱。当然，李鸿章趁加强海防的机会，扩张淮系集团的军事实力，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左宗棠又何尝不是为了湘系集团的利益而争夺呢？左宗棠为什么如此反对海防和坚持西征？这仅仅是因为军饷之争吗？军饷之争只是其矛盾的表面现象而已，其实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湘系集团与淮系集团的利益之争。毕竟，左宗棠是以军事起家的，从围剿天平天国到剿灭捻军，再到西征，这是其强大的政治资本和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有利条件，而兴办洋务，创建海军，虽然其也并不十分反对，但是，考虑到其大权已经沦落到李鸿章手里，而且现在的海防又要跟他争夺军饷，因此，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减少海防费用。

　　在主战与主和的问题上，李鸿章主张建立一支能同洋人进行海上作战的海军，实质上是以战为守。可是，为什么他在以后的中法之战、中日之战中一直坚持“避战求和”的主张呢？是他的在衡量了中外双方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中国没有取胜的把握，所作的决定呢，还是为了保全其赖以生存的政治资本——北洋水师，而故意妥协退让的呢，还是屈从于清政府上层的求和意向，不得已而为之呢？曾经有个历史学者这样描述着李鸿章百口难辨之痛：

　　在威海汹涌的狂涛下，埋葬着他用心血凝成的北洋海军，埋葬着了他辛勤培育的为国效力的海军将士，更埋葬了他奔走了十几年的奋斗事业，还有他殷殷切盼的强国梦想……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切就成了他李鸿章一人的错。他一遍一遍苦涩地回味着那些责骂、谤言：早在中法战争时期，就有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其罗列六大罪状曰“六可杀”；1894年8月，志锐、文廷式上书弹劾李鸿章“衰病昏庸，贻误大局”；就连李鸿章的两个亲信也因他之故被打击和责骂。帝党指责李鸿章一手提拔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畏缩贻误”，企图以别人取代之；攻击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为“东方快婿”，并扯出张佩纶马江战之故事，讥评之为“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并最终被“驱令回籍”。对于这些弹劾谤言与打击，李鸿章上书抗辩过，流露过抱怨和委屈，但最终都无济于事。他不仅遭到斥责，也遭到了帝党的有意“摧折”。待甲午战争惨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还是他李鸿章。于是追究战败之由、误国之责，人们把满腔的愤怒几乎都泼洒在李鸿章头上，形成“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势。李鸿章必须接受众人的明枪暗箭，口诛笔伐。

　　的确，李鸿章抑或主和，抑或强调海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保存淮军实力、维护淮系权力与地位之私心。他通过天津教案和日本侵略台湾这两次海疆危机，特别是后者，才把淮军最后保存下来，自然深深受到启迪：只要紧紧抓住海防这个题目，又不真正对外国侵略实行抵抗，使淮军遭到损失，要远比仅仅以兵威震慑本国人民为题，更能诱人，也更能有效地成为保存淮军的护身符。日本侵略台湾，不但挽救了淮军被裁撤的命运，反而最后确定了淮军长久保存的基础。李鸿章向来极少谈论抵抗侵略，这时候突然发现“海防”、“抵抗侵略”这个保存淮军的最佳题目，立即振奋起来，牢牢抓住不放。他对清政府任命的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事务大臣沈葆桢说：“敝军本拟渐次裁谴，以节饷需，闻台湾消息，乃中止……如果怀叵测之志，挟成算而来，恐非口舌之力所能禁。前日意格面称，闽中洋枪队太少，不足以敌彼陆军，根驳兵船不足以为敌彼铁甲船……如事不可已，应求良将劲兵以为助。”他所说的“劲兵良将”，当然就是指其本人及其淮军了。

　　然而李鸿章如此煞费苦心的筹调军队，却除了图保淮军不被裁撤以外，并无任何抵抗侵略的意念。致使因主和而多次为清议派和主战派所不容，且不说其因甲午战败遭受清议苛责后之狼狈，即使在中法战争中，他也同样为清议所不容。主和者固然要忍受清议责难之痛，而主战者也往往要承受战败之苦。中法战后，积极主战的左宗棠感慨良多，在遗折中痛陈：“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并告诫清廷“并力补牢，先期求艾”。